“李白是外国人”说质疑

“李白是外国人”说质疑

蒋志

李白是我国的伟大诗人，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他当然是中国人，是汉族人，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近几十年却出现了异议。1930年，冯承钧先生在《唐代华化番胡考》中说李白是生在大食国的外国人^{[ 1 ]}，1935年，陈寅恪先生更明确说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 ^{[ 2 ]}，后来幽谷又说李白是中国化的突厥人^{[ 3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批判了陈寅恪的观点，说“李白肯定是汉人”，日本松浦友久先生又反驳了郭沫若的观点，认为“李白的家世本来是西域异族” ^{[ 4 ]}，笔者在《李白异族说质疑》^{[ 5 ]}中反驳了松浦友久等人的观点，后来李家烈先生又重申陈寅洛、松浦友久等人的观点，而且走得更远，认为李白“不是汉人，亦非边疆民族” ^{[ 6 ]}，也就是说李白是地地道道的“老外”。徐文海、李晓峰先生在《李白诗酒人生》一书中，赫然出现一个小标题:“李白是外国人”，其中没提出新的史料依据，而是引用了陈寅格的观点。对此不能不一辩。

李家烈先生认为李白不是汉人，也不是边疆民族的理由是:(l)李白与汉族儒家文化相抵牾，没有丝毫的汉族的“夷夏之防”;(2)李白在自述家世时，有意掩饰外国籍贯;(3)李白通晓外语;(4)李白的外貌奇异，是身高1.9米的高鼻蓝眼洋人。

一、从李白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看不出李白是胡人

李家烈先生认为李白“与汉族儒家文化是相抵捂的” ^{[ 7 ]}，因而断言他不是汉人。李白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作了深人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李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笔者认为在李白博杂的兼容性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不能抓住李白的某些诗句或某些行为就片面地得出李白与儒家文化相抵牾的结论。

李白的确写过嘲讽鲁儒的诗，但鲁儒不能与儒家文化画等号，李白也说过“凤歌笑孔丘”，但他也有很多的诗文中尊称孔子为“大圣”、“圣人”，在他临终时还吟道:“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句诗，呼唤的是孔子!怎么能说他对孔子及代表的儒家文化是抵牾的?唐代实行开明的宽容的文化政策，允许儒、道、佛三教自由辩论，也并未把儒家定为一尊，文人们说一些“嘲尧舜笑孔子”的话，并不是“极罕见的”，杜甫有诗云:“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难道我们能抓住这句对孔子大不敬的话来推论杜甫与汉族儒家文化相抵牾，进而得出杜甫是外国人的荒谬结论么?

再说，从李白的“家庭观念与汉族儒家文化相去甚远”就能推论李白是外国人吗?在汉人中也不乏家庭观念薄弱，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王琦是说过:“太白诗中绝无思亲之句”，但他接着还有一句话:“疑其迁化久矣。”这种推论是很有道理的。笔者认为李白出蜀之前，还没有任何名声时，父母已去世，出蜀后在故乡已无父母可思，这种事与李白国籍毫不相干。

李家烈先生认为，“对待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战争的态度，这是判别汉民族与其它民族文士的分水岭。李白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没有丝毫汉族的‘夷夏之防’观念……明确反对边疆战争” ^{[ 8 ]}，以此证明李白不是中国人。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李白对边疆战争并非一概反对，他对唐王朝统治者发动的奴役压迫少数民族的不义之战是坚决反对，强烈谴责的。李家烈先生举出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等诗就属这一类。李白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正义战争又是坚决拥护的，写了许多诗赞扬边疆战士的英雄气概，鼓励他们英勇杀敌，如《塞上曲》、《塞下曲》、《从军行》、《出白蓟北门行》、《白马篇》、《发白马》等等，特别是《胡无人》:“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还有《送外甥郑灌从军》：“当斩胡头衣锦回，袅首当悬白鹊旗”，“斩胡血变黄河水”等诗句，难道不能说是李白鲜明地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仇视蔑视少数民族入侵者吗?如果把这些诗与李先生举出的高适、储光羲等人写的“蔑视少数民族，把边疆民族写得非常不堪”的诗放在一起，恐怕是看不出有多大的民族立场上的差别。据笔者粗略统计，李白写的《胡无人》这类鼓励边疆战士多杀“胡虏”的诗有三十多首，而《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之类反对唐王朝穷兵黩武的不义之战的诗还不到十首。李先生说对于在边疆作战有功的哥舒翰将军，李白写诗谴责，而杜甫却“把哥舒翰吹捧得不着边际”，以此说明李白是胡人。其实李白也有吹捧哥舒翰的诗，《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天为国家育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漫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把哥舒翰吹得超过了古代名将卫青、白起，比杜甫吹得更不着边际。杜甫也有反对唐王朝穷兵黩武，发动边疆战争的诗，如著名的《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血泪的控诉中也包含对哥舒翰在青海屠杀吐蕃人的谴责。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哥舒翰就是地地道道的西域胡人，《旧唐书·哥舒翰传》:“哥舒翰，突骑施(突厥人的一支)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世居安西……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父是突厥，母是胡。”哥舒翰深受唐王朝重用，成为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元帅，封为平西郡王，官至宰相，这个事实说明李唐王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没有严格的“华夷之防”。哥舒翰是地地道道的胡人，照李家烈先生的逻辑，他应当反对边疆战争，至少也应当对少数民族手下留情，然而哥舒翰却在边疆战争中大肆斩杀少数民族，以致遭到李白、杜甫的强烈谴责。因此，以有无“华夷之防”作分水岭来判断是不是汉人，是说不通的。抓住李白少量诗歌中反对边疆战争的内容，得出李白不是中国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二、从李白自述家世.看不出他是外国人

从李白的诗文中以及根据他的直接间接的口授而写成的《李翰林集序》、《草堂集序》、《李公新墓碑》等具有权威性的材料中，丝毫也看不出他是外国人，而是说他祖籍陇西成纪，汉飞将军李广之后，凉武昭王九代孙，是地道的汉人。李白曾与许多李唐宗室认亲，姑无论他是李唐宗室的“冒牌货”，但起码他是汉人，才有可能与李唐宗室称兄道弟。

李家烈先生说，李白自述家世中暴露出许多疑点，说明其不可信。他说唐代规定“男年二十，女子十五以上”要结婚，因此从李  到李白“这三百年期间李  子孙少说也该有十五代之多”，而李白为“武昭王九世孙”这就可疑。李暠称凉公，建立西凉政权是公元400年，而唐朝建立是618年，唐朝的婚姻政策怎么能管得了唐朝建立前的那二百多年呢?再说在李白生活的年代，李  的九世孙、十世孙、十一世孙还多的是。李唐的第一位皇帝李渊为李  七世孙，唐太宗为八世孙、唐高宗为九世孙、唐显宗、睿宗为十世孙，与李白同时代的唐玄宗为十一世孙。与李白称兄道弟的郑州长史李昭为李  九世孙，李冽、李凝为李  十世孙，吏部郎中李绾、襄阳少府李皓都是李  的九世孙……怎么能说在李白生活那个年代“少说也该有十五代之多”呢?李先生把“中叶非罪、谪居条支……五世为庶“解释为”五十年里，居然传代五世，平均十年一代”，看来李先生是把“中叶”理解为一个世纪的中叶了，一百年为一世纪这是现代的概念，唐朝人绝无此概念，因此李先生是曲解了那段话。

李白自述家世是有一些疑点，特别是他在与李唐皇室称兄道弟之中暴露出不少矛盾，如李阳冰当为李  九世孙，李华当为李  十世孙，李贲当为李  十二世孙，而李白都称之为“叔”，这只能说明李白不是真资格的李唐宗室。在唐代冒称宗室，攀附高门是一种社会习俗，与李姓的人交往，根据对方年龄、地位称兄道弟，称叔、叔侄，是一种正常的社交称呼，不能从中发现矛盾就否定李白是汉族人。非李唐宗室人与非汉人是两个概念，李唐宗室的人在汉族人中占绝对少数。我们不能说李白冒充李唐宗室就是冒充汉族人，更不能进一步推论他是外国人。

李先生承认“李唐王朝是在长期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开放精神的朝代……采取‘华夷一体，一视同仁’的开放民族政策，   用了不少出身于边陲的人才，让其参与政治厕身中枢，此类事不胜枚举”。而后面又说:“不过，唐王朝虽以大国正统自居，经济上羡慕外国商人富有，但在政治上对他们却倍加歧视”。然而却并没有举出政治上受歧视的例证，而是举《广异记·经寸珠》中记的一件事:航海商船在遇难将沉时，人们首先想到把胡人抛下船。以此论证“唐人眼中，胡人地位相当低下”。从而推论李白不是汉人，也不是边疆少数民族，而是外国人，他“为了肯定他确是正式的中国人而不被旁人歧视，李阳冰不得不在《序》中加以掩饰” ^{[ 9 ]}。其意思是说，李白若是边疆少数民族，不会受歧视，也就用不着掩饰;正因为他是外国人，政治上倍加受歧视，才要加以掩饰。窃以为李先生的这段论述，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边疆少数民族”、“胡人”、“外国人”这几个概念是混乱的;从古代的个人笔记上找一个小故事来推论胡人政治上受歧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胡人”是古代对我国西方和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泛称，“夷”更是对边疆各少数民族与外国人的总称，按部位来分就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旧唐书》中就分别有这几个传，其中既有边疆少数民族，也有外国，如《旧唐书·西戎传》，其中既有党项羌、吐谷浑等边疆少数民族，也有天竺(印度)、波斯(伊朗)、拂  (东罗马帝国)、大食(阿拉伯帝国)等。李先生说唐朝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对边疆少数民族没有歧视，又说对胡人、对外国人，政治上倍加歧视，这在逻辑推理上，在概念上都是混乱的。唐王朝实行“华夷一体，一视同仁”的政策，其中的“夷”，既指边疆少数民族，也指外国人，并没有对外国人采取与边疆少数民族截然不同的政策。唐王朝对来华的外国人是很友好的，凡从国外来的使臣、留学生、僧侣、商人都予以热情接待，妥善安置，并没有倍加歧视。不少外国人长期在中国定居，到天宝以后，长安还有4000多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有的从政做官，有的经商，有些还购置有田宅，政府还要供给他们生活费用。据《资治通鉴·唐纪》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胜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者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从这段记载丝毫看不出唐王朝对外国人的歧视或排斥，每年要拿50万缗巨款来供给留居长安的外国人，后来给有能力当官的或当兵的作了妥善安置，对实在不能自食其力的十余人，还照样供给生活，这种关怀是十分周到的。当时外国人不仅可以在唐朝当小官，士兵，还可以作高级将领，如黑齿常之就是百济国人。还有高登相位的，如李师古为高丽人。李抱玉原籍安息国，这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明确记载。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开元年间来唐后，先后担任过左补阙、卫尉少卿、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及镇南都护等要职。波期人李殉，其父祖辈经商入唐，后入蜀在梓州定居。唐昭宗时，李殉曾作过谏议大夫，后来又作过两川宣谕和协使。唐代的科举考试对外国人也是敞开大门的，如新罗人崔致远、波斯人李彦异都以进士显名。宋人钱易《南郭新书》载:“大中(847-859年)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榜花。”这些姓氏稀僻的色目人也就是西域胡人。李白生活在没有种族歧视的唐朝，即使他是外国人，也没有必要隐瞒外国人的身份。再说，李白在向李阳冰交待家世时，已是“疾亟”，生命垂危之时，政治上早已没有追求，根本没有必要请李阳冰为他隐瞒外国人身份。说李阳冰为李白隐瞒了外国人的真实身分，完全出于主观臆测。

三、李白懂外语: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外国人

懂外语并不一定是外国人，这是普通常识。李先生引证了许多史料，论证李白懂外语，然后说:“这种‘蕃语’在唐时于科举仕途无补，且一般汉人根本不会学它，更不用说精通。而此正体现出了李白具有中亚胡种血统之特征”。在唐代“一般汉人”不会学外语，那么“特殊汉人”也有学外语的，这些懂外语的特殊汉人还是汉人，并非外国人。在唐朝的确有一些汉人懂外语，唐朝与外国交往十分频繁，必然需要一批懂外语的翻译人员。

《新唐书·百官志》载:“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这当然要懂蕃语才能询问、记录。据《唐会要》载“开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勒:鸿胪当司官吏从下，各施门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下状碟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出入。”这说明在鸿胪寺中有专门搞翻译的。唐代翻译了大量佛经，设立了翻译道场，这之中也集中了一大批翻译人才。总之，在唐代的汉人中绝不止李白一人懂外语，当然不能得出李白懂外语就是外国人的结论。松浦友久也说:李白懂外语与异族出身，“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联系。”^{[ 10 ]}

四、李白的外貌更不能证明李白是外国人

幽谷说:“他的相貌，按魏颢所述，‘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按崔宗之《赠李十二》诗)‘双目光照人’，都是外国人的描写。”^{[11 ]}李家烈先生也说这是“西域人种之特征”。其实这是描写李白有一双大而炯炯有神的眼睛，哪能牵强附会地解释成碧眼高鼻的外国人!如果说外国人就是目光炯炯，难道中国人就是双目无光?郭沫若先生从李白《上云乐》中描述西域胡人碧眼高鼻黄发的外貌，品评胡人长相“诡谲”，即怪得出奇，说明李白不是西域胡人，论证是很精当的。而李家烈先生硬说李白的《上云乐》是“以‘老胡’和‘小胡’的同类而得意”，口气显然是自豪的，难道有自己说自己的长相怪得出奇的吗?

“诡橘貌”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李先生从贺知章见李白“既奇其姿”，又“奇白风骨”，玄宗见李白“神气高朗，轩轩若霞举”，世称李白有“仙风道骨”，得出了李白是外貌奇异的外国人的结论。其实这些都是形容李白器宇轩昂，有神仙之姿，不仅证明不了李白是外国人，反而证明李白是中国汉人，“神仙”之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神仙都是标准的中国人形象，绝无高鼻碧眼的仙人。李家烈先生为了论证李白是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抓住了李白自述“长不满七尺”这句话，按唐尺换算出李白“大约至少也有1.9米的高度，用来形容身材高大是完全合理的。”^{[ 12 ]}李白的原话是:“虽长不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对这句话《古文观止》的批注是:“身虽小而志实大”，其意思是:我的身材虽然不高大，但心气比万夫都高。若按李家烈先生的解释，这句话应当是:我的身材虽然很高大，但心气比万夫都高。这就很不通顺，身、心都高，意思没有转折，绝不会用“虽……而……”。李白这句话中的“七尺”是作为成语在用，并非按唐尺实指高度。“七尺”、“七尺之躯”、“七尺男儿”是先秦时已经形成，至今还在用的成语。春秋战国时的一尺长0.231米，有战国时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铜尺可证。秦国统一度量衡，一尺也是长0.231米，林剑鸣先生在《秦史稿》中有详细论证。按秦尺七尺则为1.617米，恰好是一个成年人中等个头那么高，在先秦时就以“七尺”代称成年人。战国时成书的《周礼.地官.乡大夫》云:“国中有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贾公彦解释:“七尺谓年二十者，案《韩诗外传》:‘二十行役’，与此国中七尺同，则知七尺谓年二十”。《荀子劝学》:“小人之学，人乎耳，出乎口，易足以美七尺之躯哉”。魏晋南北朝以后尺子逐步变长，晋、南朝一尺为0.24米，北魏尺为0.29米，唐尺为0.31米，但“七尺”、“七尺之驱”作为成年男子的代称在诗文中屡见不鲜。如陆机《挽歌诗》“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沈约《齐太尉王俭碑铭》“倾方寸以奉事，忘七尺以事君”。唐代仍继续用“七尺”这个成语，如李顽《古意》“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李白自述“虽长不满七尺”，是说他的身材不及一个成年人的中等个头，恰好证明他不是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而是身材偏矮的中国人。

如果说李白的外貌真是黄发碧眼高鼻，身高近2米的大汉，李白要想隐瞒自己的外国人身世也是隐瞒不了的。唐末住在梓州(今三台)的李珣是波斯人的后裔，其先辈迁入中国做药材生意，他的外貌是明显的西域胡人，他没有也不可能隐瞒他的外国身世，人称“李波斯”，友人开玩笑说他的诗有“胡臭”。但从李白的好友的记述中，丝毫也看不出李白是“非我族类”，很难想象，在当时一个黄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能与李唐王室去攀亲。总之，从外貌上丝毫也说明不了李白是外国人。退一步说，即使是绿眼黄发高鼻子，也不一定是外国人。唐代西域辖区内除突厥人外，(突厥为匈奴之一部，而匈奴按《汉书》记载是夏后氏之苗裔，还是黄种人)还有碧眼黄发的种族，唐代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称猴者，本其种也。”《新唐书.回鹊传》载:黠戛斯“人皆长大，白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详”。《旧唐书.西戎传》载:“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先居张掖祁连山北……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鬃髯。”在李白的《上云乐》中描述的“康老胡雏”就是康国艺人的形象。据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考证，乌孙人、月氏人、黠戛斯人等都属亚利安人种。黠戛斯人即今吉尔吉斯人的祖先。这些种族当时已纳入唐朝版图，如康国在唐初已臣服唐王朝，“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 13 ]}这些纳入唐王朝版图的绿眼黄发民族，不能叫外国人，就如我们今天不能把新疆的俄罗斯族叫外国人一样，他们相对于汉族来说，可以说是异族或边疆少数民族。李家烈先生说李白把“康老胡雏”为同类，似乎是说李白是康居人，即使承认他是康居人，在当时也不是算是外国人，而是边疆少数民族。

从李白的自述以及和李白很亲近的人的叙述，都看不出李白是外国人。李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隐瞒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事隔千多年后硬要说他有意隐瞒自己是外国人，这就把本来是简单明了的问题复杂化了。李白的家世、生平是有一些未解开的谜，但有一些“谜”却是后来人为制造的，关于李白的国籍问题就是近代的人才制造出来的“谜”。窃以为不必再在已经明白的问题上枉费力气了。

[注释]

[1]冯承钧:《唐代华化番胡考》，《东方杂志》，1930年9月。

[2]陈寅格:《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995年11卷l期。

[3]川幽谷:《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逸径》，936年l1月第17期。

[4] [10]松浦友久:《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

[5]蒋志:《李白异族说质疑》，《中国李白研究》，1992一1993年集。

[6] [7] [8] [9] [11]李家烈:《李白家世及生籍考辩》，《四川师院学报》，l998年1期。

[13]《新唐书·西域传》。